陳秘書長所指的事件是，1月底深圳市出臺的深圳基礎產業國有企業年度審計工作將全部由四大“洋”會計師事務所承擔。該市政府一位副市長曾表態：“深圳基礎性產業一律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此時國資委也從另一個方面表現了對當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不滿。在日前央視《對話》欄目中，李毅中透露，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將委托統一專業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所屬企業的年度財務決算進行審計。據陳毓圭透露，注協正在制定一個針對國資委此次“選秀”的指導意見。
深圳市注協的一位人士認為，這一方式“欠妥當”，“市場能解決的事應由市場解決，國資部門和深圳市政府怎能介入進行行政干預呢？”
但在財政部藉銀廣夏事件收回中注協的大部分權力之后，這兩年會計師行業并沒有在人們心目中得到更多的誠信分。
尷尬協會一年前，財政部的突然決定讓會計師行業協會一時如墜云端，在地方注協的反對聲中，財政部決意收回行政管理權，注協被定義為純粹的自律、服務機構。至今山西注協的一位人士還耿耿于懷：“財政部本身的定位就有問題，而且收的時機、收的方式都欠考慮，手段也與歷次調整都不一樣。”
但對注協來說，這個世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一年多來注協在干什么呢？上海一位會計師的話似乎能形象描述注協的尷尬境地：“注協現在四像四不像，說它是社會團體吧，掛了協會的牌子，還在民政部門登了記，但與其他協會又不同，不但有行政職能，還有行政和事業干部；說它是國家機關吧，因為原來有行政職能，但又不像，因為現在行政職能已經被財政部門收回了；說它是事業單位吧，雖然現在行政職能已經被財政部門收回了，但仍有行政和事業編制的國家干部，好像是但又不是，因為一是多數財政部門沒有將注協納入事業單位預算管理，二是它僅在人事關系上屬于事業性質；說它是CPA的自律組織吧，協會章程就是這么寫的，但又不是，因為協會的秘書長們有幾個是CPA自己選出來的？從中注協到地方注協，誰沒有被財政部門管著？注協沒有自律。”但他同時指出不應將焦點轉移到注協身上，這不是它造成的。
2002年底，財政部下發19號文件，決定收回委托注協承擔的所有行業監管的職能，包括批所、備案、檢查、處罰、復議等系列“權力”。
當時政策甫出，就受到了地方注協空前一致的抵制。“很難想象，一個只有自律職能的行業協會，能夠完成諸如‘兩會’聯合、清理整頓和脫鉤改制、協調各委辦廳局的關系等重大任務嗎？行政職能剝離后，注協仍然是財政部門內部的事業單位，注協秘書長仍由財政部門任命而不是民主選舉產生，從根本上講，注協仍然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行業自律性組織，協會的性質仍然界定不清。”黑龍江一位老會計師對財政部的決定一直深有抵觸，“很多地方協會的秘書長年齡已經很大，即將退休，也談不上爭權的問題，但他們還是力爭，就是因為這不合理。”
“現在中注協只能談談誠信，談談獨立性等東西，誰都知道對于目前的中國會計行業，要一個行業協會來用論道的方式扭轉現狀簡直是可笑之極，在國外成熟市場尚且無法談到誠信，何況在我們這個初級市場上呢？”中注協的一位人士告訴記者。
甘肅注協的一位人士指出，“我國吸取安然事件的教訓，防微杜漸，加強監管，應從我國實際出發。美國注冊會計師行業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發發展起來的，并不是在政府的扶植下產生的，美國政府特別是聯邦政府對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管理比較寬松，加強監管理所當然；而我國的注冊會計師行業是在政府的直接扶植下發展起來的，還沒有形成完善的行業自律機制。”
會計師們的權衡對于外部審計師來說，他們在開始工作之前應該審視一下自己腳下的地盤了，ACCA（特許會計師公會）技術總監羅杰士（Roger Adams）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自從安然公司及其審計師安達信倒臺后，這個世界的審計師都被一再地提醒，他們是對股東負責，而不是對董事會負責。”
但是羅杰士承認審計師都是由公司管理層聘請的，聘用誰由CEO決定，審計師難以避免傾向董事會。而在中國這樣股權集中度嚴重的市場上，注冊會計師的審計似乎難度更大。陳毓圭透露，到現在上市公司年報公布的這些公司里已經有六家更換了會計師事務所，而在2002年年報中變更事務所的達到125家上市公司。
雖然中注協表示加強監督這種現象，但又無太好的方法。“在中國一股獨大的現象較為突出，關聯交易、財務造假很難扯得清，若是公司和會計師事務所共謀，幾乎能做到天衣無縫，很難查出來。”黑龍江一位即將退休的老會計師告訴記者。中注協秘書長陳毓圭也無奈地告訴記者：“會計師想做假賬很容易，根本不需要太高的水平，想逃避責任也很容易。只有良心是最后的控制底線。”
中注協秘書長陳毓圭抱怨道：“從另一方面說，現在大家都在指責會計師的獨立性，但影響會計師獨立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時下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夠完善，注冊會計師們的獨立審計依賴嚴格的公司治理制度。”他表示，會計行業每天都面臨著生存還是違規的問題，會計師們在權衡中工作著。
“公司治理結構和由此產生的審計關系失衡在我國表現得比較突出。來自于發起人或控股股東的經營者事實上集公司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于一身，股東大會形同虛設（大股東”一言堂“），經營者由被審計人變成了審計委托人，并決定著審計人的聘用、續聘、收費等事項，完全成了會計師事務所的”衣食父母“。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交易“的契約中明顯處于被動地位。”武漢大學會計系的余玉苗教授指出。
羅杰士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有效的公司治理在為全球金融證券交易提供良好的環境中起關鍵作用。在經濟回報高而透明度低的情況下，自身利益可能很快取代公眾利益，稱為決定管理層行為的主要因素。”
誰來協調部門共管格局在美國出臺《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后，財政部收回監督權，國內有人認為這是學習美國政府干預主義的回歸，意味著自律監管模式的終結。“實際上這是以訛傳訛。為確保公眾利益至上，美國政府在‘安然事件’后啟動了相機管制機制，即在管制權由于某些特殊情況的發生而需要改變時，聯合組成由政府與注冊會計師協會參加的臨時管制機構，比如成立‘公眾公司會計監察委員’（簡稱PCAOB）。這同樣是一個非政府組織。”資深會計師張連起這樣認為。
而事實上我國各級注冊會計師協會從成立之初，就定位雙重職能，既代行政府職能和行業自律職能，因此在機構設置時，協會是經過編委審批的帶編事業單位。同時注冊會計師協會領導班子成員都是各省財政廳（局）黨組任命，工作人員是人事部門分配，實質上就是財政部門專司注冊會計師行業管理的內設職能部門。山西注協的一位人士認為在體制上存在著差別，就不能照搬美國。
“但財政部收回監管權并沒有改變會計行業多頭監管的矛盾。經常會有部門的所謂‘規定’與《注冊會計師法》的矛盾。”北京一家具有證券執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的主任對此經常無所適從，“法律肯定大于部門的規定，可現實卻是各業務主管部門通過自己的‘規定’，試圖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資格和范圍進行二次界定。”
事實上此次深圳國資辦明確表示不用國內審計師就讓中注協和整個中國會計行業一陣尷尬，甚至中注協秘書長都不得不親自出面協調。
而國資委更是要出頭為下屬企業親自挑選。“這是市場的事應由市場解決，國資部門不應介入，這樣下去今后尋找審計師成了某些部門的行為，既然是市場經濟，任何以計劃方式對市場的干預都是不對的。”注冊會計師馬先生激烈反對。國資委代表國家行使出資人職能，但它仍然是行政機關。
事實上，去年證監會公布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專項復核的審核要求》中明確規定，發行監管部如果認為必要，首次發行股票的公司應進行專項復核。同時附有證監會會計部認定的具備復核資格的15家事務所名單。“這簡直是注會行業的恥辱”，會計行業反應激烈。他們認為這是證監會在財政部監管的基礎上對會計師事務所差別對待。同樣又是“是市場說了算還是證監會說了算”。
“從原理上看，財政部的管轄權可以看成是制定會計準則，而證監會的管轄權則在于披露。但是其權限界定卻比較模糊，財政部制定的許多準則中都包含披露的內容，而證監會的監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會計準則的制定。”南京經濟學院會計學院的一位教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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